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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淑

        來源:山東學前教育網  投稿人:王慧敏  時間:2012-10-25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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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檔案]
          唐淑教授,碩士生導師,1935年5月生,江蘇武進人。1952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學校幼師科,1956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學院幼師系并留校任教,歷任教研室主任、教育系副主任、學前教育系主任,2000年10月退休。她主持的“學前教育史”課程被評為1999年度江蘇省普通高校一類優秀課程,主編的《中國學前教育史》獲江蘇省教委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省教委優秀教材三等獎。主編的《幼兒園課程實施指導叢書》獲1998年度全國師范院校基礎教育改革實驗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參與編寫的《農村學前一年課程設計》獲江蘇省第二次教育科技優秀成果獎。社會兼職有: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委員、《學前教育研究》副主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副理事長、江蘇省教育學會幼兒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   
          縱觀我國的百年幼教,正確處理好社會和教育、繼承和創新、理論和實踐、外國和中國等諸種關系是促進幼教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關鍵,陶行知、陳鶴琴等教育家承古開新,是這方面工作的典范,因而他們的工作和思想一直深深地震撼著我,對他們的敬仰之情也常常激勵著我弘揚他們的業績,用他們的主張審視幼教,更以他們的精神投入幼教。
                                      ——唐淑
          南方的雨,總讓人感覺像詩,很審美。就是在一個充滿了溫馨詩意的細雨綿綿的上午,我拜訪到了著名幼教專家唐淑教授。唐淑教授的居室潔凈雅致,是我喜歡的那種古樸簡約的風格;她爽朗親切的笑讓初次相識的我頃刻間輕松下來,她親自沏茶倒水,洗水果端給我,更讓我有到了家的感覺。在這樣的氣氛中,我們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交流便也充滿了親切的詩意,很溫馨。
          選擇幼教
          我在幼教百花園中已辛勤耕耘了50多個春秋,幼教事業與我的青春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選擇幼教,與我父親的影響直接相關。我的父親是陶行知、張宗麟的學生,陳鶴琴是曉莊師范的兼職教授,也是父親的老師。父親畢生從事小學教育工作,三四十年代主要當鄉村教師,五六十年代當上海的廠校教師,一直實踐著陶行知先生的辦學理念。我也從小生活在按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辦學的學習環境里,學校生活豐富多彩,遠足、競賽、演講、宣傳、匯演……非常活躍。尤其在夏夜里,師生們常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操場上,吹拉彈唱,玩“接口令”“拍七”等游戲,關系很融洽。學校里有位畢業于景海女師幼師科的劉老師,她氣質高雅又熱愛學生,彈得一手好琴,我非常崇拜她。基于這些原由,1950年夏,父親讓15歲的我獨自一人從武進鄉下來寧報考了南京師范學校幼師科,我就這樣高高興興地跨進了幼教的大門。成為陳鶴琴先生的學生后,父親自然非常欣慰。
          我的大學時代正處于我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向科學進軍的號角激勵著莘莘學子們如饑似渴地讀書、學習。作為來自鄉村教師家庭的我尤其珍惜這難得的學習機會。南師由兒童教育家陳鶴琴教授任院長,心理學家高覺敷教授任教務長,小學教育家胡顏立教授任總務長等一批專家學者管理,那時我們學生的生活井然有序,豐富多彩。我如魚得水般地活躍在校內外的課堂、操場、舞臺、舞會和聯歡會、夏令營等各項活動中,沐浴著“新中國•南師”的陽光雨露,茁壯成長。作為幼教專家的陳鶴琴院長,他不僅創立了從附屬幼兒園——附屬幼兒師范學校——師范院校幼兒教育系三級育人體系,而且還創立了教學、教研、生產三結合的幼教體制。幼兒教育系云集了南大師院、金女大、上海震旦大學、廣東嶺南大學的一批幼教專家,他們大多數留學于美國。系主任錢且華教授是位治學嚴謹、風度高雅的學者,她以寬廣的學術視野,聘請了全國一流的知名學者給我們上課,諸如生物學家陳邦杰、地理學家李旭旦、音樂教育家陳洪,美術史學家宋正殷等,他們的教學夯實了我們的人文、科學基礎。錢老師教了我們四年,除了上課,每周三都帶我們到幼兒園去見習,每次見習都要求我們交份見習報告;還親自帶我們到幼兒園或幼師實習,要求我們每天都寫實習日記,并親自對見習報告和實習日記批閱,及時指導。我的“報告”和“日記”一直保存到‘文革’。在錢教授的嚴格要求下,我們的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得以迅速提高。為培養我們的動手能力,錢教授每周六上午都安排我們學繪畫、做手工、在玩具工廠學壓模、做木工;學踩縫紉機、做布工;有時還結合“營養心”做點心、學烹飪。1956年我畢業留校后,錢教授常常利用周末給我們幾位助教介紹西方的幼教流派,以拓展我們的學術視野。這在當時“學蘇”一邊到的大環境下,顯示了她的遠見卓識和學術勇氣,而對我們來說,則是終身受益。普通心理學和兒童心理學老師是丁祖蔭教授,他的教學深入淺出,生動形象,對學生特別關心體貼。著作等身的羅炳立教授教是教育學和教育史,他上起課來內容詳實,如數家珍,上他的課猶如跟他參觀世界各地的名校,采訪世界上諸多教育大師。這些學識淵博、敬業愛生的老師,我們不僅敬仰之,而且成為我們一生的楷模。
          三到溧陽
          第一次是1958年春,當時的江蘇省教育廳吳天石廳長要求我系畢業班去溧陽縣參加掃盲運動,帶隊的任務自然落到了我這位不到23歲的班主任身上。我們一到溧陽,便把全班同學分到各個鄉,一個人分管幾個村的掃盲工作。學生們被農民學文化的積極性所感動。地處蘇、浙、皖三省交界的溧陽縣,當時是蘇南較為偏僻、貧窮的地方,幾十名美麗活潑的女大學生下鄉掃盲成了全縣的一道風景線。由于同學們熱情大方、工作富有創造性、教學方法靈活多樣、教學效果好,因而深受農民的歡迎。當時我的任務除下鄉巡回看望學生們(幾乎和每位同學都同吃同住過)外,還運用教育學、心理學等知識協助縣教育局總結掃盲經驗。縣局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員,有時一起整夜趕寫材料,有時派我接待上級領導和外地的來訪者。陳鶴琴院長在百忙中也親自到溧陽來看望同學們,大家還簇擁著陳院長在溧陽公園里親熱地合影留念。由于工作出色,兩個月后當省里召開“江蘇省掃除文盲積極分子大會”時,我們全體被邀回南京參加大會的會務工作。當我們聽到溧陽許縣長在大會上介紹掃盲工作經驗,看到他們集體或個人上臺領獎時,我們分享著溧陽人的喜悅。回到溧陽后,在舉辦全縣幼教培訓班和玩具展覽會的基礎上,我們根據需要試辦了農村幼兒班,在江蘇省教育廳幼教干部盧樂珍的指導下,我們還為省教育廳在溧陽縣召開幼師現場會做了充分的材料準備、現場布置和會務等工作。7月初,江蘇省民辦幼教工作者會議在溧陽縣召開,會后正式出版了現場會的報告和經驗
        同年秋,江蘇省委宣傳部要求大學文科學生到社會大學堂里去進行學習。南師決定派教育系大部分師生到溧陽去,我便第二次到了溧陽,和學生們共同辦學(從幼兒園辦到紅專大學)、編寫幼兒園教材和培訓教材,正式出版了兩種幼兒園教材和三種幼師培訓教材,其創新之處在于收集、改編了民歌、民調及民間游戲、兒歌、故事等,還開始辦起了全托幼兒園。1960年春,省教育廳將南師幼教專業和附屬幼師的師生混合編組,分赴全省9個縣繼續大辦農村幼兒園。我第三次帶隊到了溧陽,主要任務是辦好全托幼兒園。當時溧陽縣繼全國掃盲先進縣后又成了全國的幼教先進集體,且有一名幼兒班教師被評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三次到溧陽,對我個人來說,確是三進繼續教育的大課堂,鍛煉了理論運用于實踐的能力;加深了對農村幼教的認識和情感;結交了縣委宣傳部長、教育局干部、縣鄉婦女干部和幼兒班教師等,許多人成了我的良師益友,至今仍保持著聯系。最重要的是使我更關注農村、關注基層、關注普通勞動者。60年代初,我去句容參加省委整社工作組工作,去江寧和句容參加四清工作隊工作,還帶領64級學生去丹陽參加省教育廳舉辦的農村中學改民辦中學的試點工作。這些都使我對“國情”“民情”尤其是“鄉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也鍛煉了我的社會交往和組織工作能力。
          薪火相承
          1979年南師幼教專業恢復招生,我受命協助趙寄石教授(1952年趙寄石教授從美國留學歸來,進南師工作,我們倆的師生情誼從那時起到現在已經延續了半個世紀)重建幼教專業。我們分工合作:她主內,引導大家在學術上奮發圖強;我主外,與各方友好交往,爭取共同發展。
          在我協助趙老師重建和發展幼教專業的過程中,她那高瞻深邃的學術思想啟迪了我,淡泊寧靜的學者風范影響了我,使我收益匪淺。她不僅以超前的學術敏感最早將系統論、建構論、生態論、可持續發展論及行動研究法等引進我國幼教領域,而且以寬闊的胸懷接納每個個性和學術風格各異的同行,并通過課題立項,指導中青年教師進行課程、托幼一體化、師范教育和特殊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幫助他們迅速成長。當我擔任幼教系主任的工作時,我也努力傳承陳鶴琴、錢且華、趙寄石等各位師長的優良傳統,同時不斷更新觀念、創造條件,讓每位同仁不斷進取,共同成長。
          20世紀70年代末,我出于責任、興趣和情感,主動參與“學前教育史”課程的創建工作,當時,我獲悉日本學者已在研究中國幼教史時,深受震動。我認為,研究我國的幼教史是我們中國幼教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事。我從小就喜歡歷史,小學時愛看歷史故事書和京戲,初中時的歷史老師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上她的歷史課就像上故事課,我非常喜歡。在幼教系讀書時,雖然沒有專門系統地學過學前教育史,但雷震清教授曾經為我們講授過“清末幼教史”,也聽過陳鶴琴院長講授“活教育及其批判”,還自學過(蘇)沙巴也娃編寫的《教育史》(實際上是幼教史)。當70年代初從農場回校整理幼教資料時,我發現了陳鶴琴、任寶祥(西南師大教授)等前輩編寫的“中國學前教育史”大綱和資料索引以及甘肅師大研究生寇崇玲編寫的有關我國近現代幼教發展史的論文提綱。于是,我決定在他們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建設“學前教育史”。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我和鐘昭華教授等合作編寫了《中國學前教育史》及《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又在編寫《學前教育史》和《學前教育思想史》。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教育史的過程中,我為悠久的歷史文化寶藏中蘊藏的光輝燦爛的學前教育篇章而自豪;近代學前教育由學前家庭教育開始轉向學前社會教育,但剛起步就走上了抄襲、搬用之路,我為之遺憾;現代學前教育以陶行知、陳鶴琴、張雪門、張宗麟為代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背景下,他們高舉科學與文化的大旗,借鑒先進的教育思想,通過實踐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理論和實踐體系,開辟了中國化、科學化、大眾化的幼教之路,我為之驕傲;老解放區的幼教前輩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中國幼教新的一頁,我為之贊美;新中國的幼教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為之歡呼。縱觀我國的百年幼教,正確處理好社會和教育、繼承和創新、理論和實踐、外國和中國等諸種關系是促進幼教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關鍵,陶行知、陳鶴琴等教育家承古開新,是這方面工作的典范,因而他們的工作和思想一直深深地震撼著我,對他們的敬仰之情也常常激勵著我弘揚他們的業績,用他們的主張審視幼教,更以他們的精神投入幼教。
          撫今思昔,我感謝我的父親在我少年時代就送我登上了幼教這個平臺,我慶幸自己有深造的機遇、恩師的教誨、同事的合作、朋友的呵護、學生的支持,使我激情滿懷地從事著愉快而有意義的工作,并愿以有生之年再為構建中國幼教大廈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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